智慧设计理论对古生物学具有科学价值

星期二, 十二月 14, 2010 18:57
Post by 清从    

By: Casey Luskin

“真正被发现的只有“不连续”的现象。所有物种都被无法逾越的鸿沟所分隔;而中间过渡物种并没有被发现……在高级的分类层次上这个问题更加严重。” 1

——20世纪首席进化生物学家Ernst Mayr

智慧设计理论对古生物学具有科学价值因为生命史表现出一种 “爆炸模式 ”:新化石形态出现的时候并没有进化上的祖先。设计理论正好独一无二的解释了这种新体征突然式的出现。

智慧设计理论对古生物学具有科学价值因为在很多情况下,它可以通过寻找大量复杂体和特定信息(CSI)2的快速出现,在化石记录中探测“设计”在生命史中出现的时间。(CSI 在我第一个公开申明“智慧设计理论对古生物学具有科学价值因为它利用科学方法获得结论并且通过对预测结果的验证来推断‘设计’”中有更详细的描述)

首先要说的是,很多人认为如果共同祖先真的存在,那么只有达尔文的进化论——所有生物通过随机突变和盲目选择的方式进化自一个共同祖先——可以在科学上站的住脚。然而这样的假设是错误的:智慧设计理论不一定和共同祖先的存在相矛盾。甚至如果所有地球上的生物都来自一个共同祖先,也不表明物种之间差异产生的机制一定是盲目的、没有导向的过程,例如自然选择3。然而,ID却可以唯一的探测到大量CSI的快速出现,因此解释了新生命形式的突然出现,使得根据化石记录推断“设计”成为可能。

正如我在第一篇公开声明中所说的,ID首先是基于对信息产生的观察,特别是在智慧设计者行动的时候。设计论者观察到智慧设计者可以产生大量的CSI并将其引入自然界,形成功能完整的“机器”。正如4个ID科学家Stephen C. Meyer, Marcus Ross, Paul Nelson, and Paul Chien所说,“我们从经验中知道智慧设计者经常在通过物质化过程实现其计划之前就先有了蓝图。4”就是说,蓝图的智慧设计要先于根据这个蓝图所进行的组装工作。因此智慧设计者可以把大量遗传信息快速的引入生物界。这使得一些设计论者得出结论:ID充分解释了大量信息的产生,因为我们有大量的经验关于智慧设计者产生具有信息量的物质形式。5

这个推理可以用来在化石记录中发现设计在生命历史中的存在。当我们在化石记录中看到完全成型并且突然出现的蓝图,可以推断设计可能在生命历史中存在,因为这反映了大量生物功能信息大量流入生物界的过程。化石记录中突然出现并且没有相似祖先的新生物类型 就可以反映这一点。当我们发现缺少相似祖先的新化石类型的快速出现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推断ID的存在。实际上,生命历史表明一种“爆炸模式”:新化石形成时并没有任何进化上的祖先,和设计理论预测的物种突然性的出现相一致。

在《物种起源》中,达尔文在阐述进化论的时候预测说“地球上早期存在的过渡物种的数量一定是相当巨大的。”但是,达尔文意识到了化石记录中并没有这种过渡类型的生物:“那为什么不是每个地质形成和每个岩层都有这种过渡物种呢?地质并没有揭示这种物种进化的链条;而这可能是最明显也最严重的对我的理论的反对。” 6

今天,在达尔文的150年之后,这种情况依然没有什么变化;在化石中发现的成千上万的物种当中,只有一小部分被认为可能是过渡物种。在一段著名论述中,首席进化古生物学家Stephen Jay Gould说道,“化石证据中有机体设计之间的过渡阶段的缺失,使我们不能构建功能上的过渡类型,并且已经成为渐进式进化论的一个持续和恼人的难题。” 7这一难题导致很多想把达尔文理论从缺失证据的状态中拯救出来的尝试最后失败。

达尔文拯救他自己理论的方式是说地质记录不完整,而过渡物种正好由于某种原因没有被保存下来。然而Gould也承认这种“不完整”的论调站不住脚,并且说“这是固执于一种逃避的态度,就是大多数古生物学家在面对化石记录如此少的支持进化论的时候的态度。” 8生物学家最后不得不接受化石记录中物种之间的跳跃是一个事实,而不是不完整化石记录的假象。

再进一步讨论之前,好要提到一个逻辑上的问题。在辩论的时候,达尔文主义者总是排除那些对他们不利的证据,使得他们的理论在逻辑上牢不可破。由于这样的原因,达尔文主义者活在一种“自我服务”的规则下,如果有人援引新达尔文进化论同时批评新达尔文进化,那这个人就犯了所谓“quote-mining”的罪。达尔文主义者对于这些人的常见做法就是让人觉得他们触犯了日内瓦公约。但是达尔文主义者的这种自我服务式的指控往往是错误的。

在法庭上,引用对手的话以指出其弱点并不是无力的辩论,反而被认为是很可靠的证据。因此我必须先指出,除了特别说明,我在这第二个公开申明中引用的所有科学家都支持新达尔文主义,反对智慧设计。但这并不削弱他们在进化论问题的供认,反而使之更加有力。

尽管有很多论述来自进化古生物学家对于化石中缺乏过渡物种的承认,有时候达尔文主义者却通过政治手段来掩盖对缺乏过渡物种的承认。比如,Stephen Jay Gould就抱怨自己关于缺乏过渡类型的论述被引用,说“被创造论者一遍又一遍的引用非常恼人。虽然承认化石中没有过渡类型,但我并不知道物种起源是通过设计还是盲目的过程。过渡类型虽然在种的水平很少见,但在更大的群体之间却是很丰富的。” 10但这一段话是在1980年代政治上激烈讨论关于教授创造论的时候写的,并且这段话和Gould早期的一段话直接违背。那是他承认“大群体之间的过渡显然是跳跃过程”。11

早期Gould承认“大群体之间的过渡显然是跳跃过程”,但是之后,1980年代早期,在与创造论者作激烈的政治斗争的时候,他又说过渡类型是“在大群体之间是大量存在的”。我们到底相信哪一个Gould?答案很明显:Gould的科学伙伴Niles Eldredge,提出间断平衡模型的人,同意前一个Gould所说的,“大多数科,目,纲,门在化石中出现得相当突然,往往没有连接后裔与假定的祖先的解刨学上的过渡类型。” 12在其它地方,Eldredge又一次证实了前一个Gould,说“分类学上层次越高,找到的过渡类型越少。” 13看来很明显应该相信哪一个Gould——不是那个与支持“年轻地球”理论的创造论者作激烈政治斗争时发表言论的人。

一些古生物学家(包括Gould和Eldredge)尝试解释缺少过渡类型的原因,说进化上的过渡发生在小种群中,非常快,而且在种群边缘,因此在化石中不容易被记录下来。这种“短点平衡”理论问题很多,不仅因为它需要在太短的时间里发生太多的进化,而且因为它预测进化上过渡的直接化石证据是不应该被发现的。14

化石记录并没有记录新物种的进化过程,而是经常展现出新化石形态突然出现的样式,并且没有进化上的祖先。科学家把这些事件称作新生命形式的“爆炸”。

一个非常有力的例子是寒武纪大爆炸。几乎所有的动物门都在五亿三千万年前的一个地质学上的“瞬间”突然在化石记录中出现。一本大学教科书承认说,“化石记录中的大多数动物门在寒武纪第一次出现的时候就已经‘完全成形’了……因此这一化石记录对于解释各种动物门的起源和分化并没有多大作用”。15

智慧设计者会倾向于生产这样的机器:当它们投入使用的时候就已经完全成形了。正如4个ID科学家在讨论寒武纪大爆炸时写的,“一个指导零件组装和控制整个过程的蓝图或计划”。16如果智慧设计者快速引入大量CSI进入生物圈,物种的“完全形成”的特点就肯定会被观察到。

实际上寒武纪大爆炸并不是化石记录中唯一的爆炸。古生物学家还观察到鱼的爆炸,植物爆炸,鸟的爆炸,甚至哺乳动物的爆炸。在化石记录中,爆炸产生生物多样性似乎是一条规律,而不是例外。被化石清楚记录下的过渡类型反而是例外。作为首席进化生物学家之一,Ernst Mayr在2001年写到,“在生物界,无论是高到门的层次,还是低到物种的水平,不连续都是相当常见的……在化石记录中这种不连续更加明显。新的物种在化石记录中总是突然出现,并没有通过一系列过渡类型与他们的祖先相连”。17这种现象在种和门的水平上都存在。一本动物学教材承认:“很多物种几百万年都没有变化,然后突然消失,被一个相关但完全不同的物种取代。并且,大多数动物群在化石中突然出现并且完全成形,而没有过渡类型的化石联系他们的祖先。” 18

我们看到整个生命史上大量的生物信息都是突然出现,没有明显的进化上的前体。化石记录表明完整的蓝图向生物界引入了各部分有机运作的完全成形的生命形式。

正如我在第一篇公开声明中解释的(“智慧设计理论对古生物学具有科学价值因为它利用科学方法获得结论并且通过对预测结果的验证来推断‘设计’”),ID 可以预测不可简约的复杂性。因为不可简约的复杂结构需要所有的部分都能工作,而不是一种逐渐的,一步一步的方式19。如果生命的很多特点具有不可简约的复杂性,那ID就会指导我们预期化石会展现突然产生、完全成形的生命形式而不是逐渐的一步一步的进化。而这恰恰是我们在化石记录中发现的。

生命史上大量生物信息的突然出现,已经被许多化石记录中的“大爆炸”所证明。而智慧设计者向生物界快速引入大量信息的能力可以独一无二的解释这一点。可以说,化石记录为ID提供了非常有力的证据。
References Cited:

[1.] Ernst Mayr, The Growth of Biological Thought: Diversity, Evolution, and Inheritance, pg. 524 (The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2).

[2.] Some portions of this opening statement are drawn from Casey Luskin, “Finding Intelligent Design in Nature,” in Intelligent Design 101: Leading Experts Explain the Key Issues (Kregel, 2008).

[3.] For Descriptions of Neo-Darwinian Evolution See, for example, Douglas J. Futuyma, Evolutionary Biology, pg. 5 (3rd ed., Sinauer Associates Inc., 1998); The Elie Wiesel Foundation for Humanity: Nobel Laureates Initiative (September 9, 2005) at http://media.ljworld.com/pdf/2005/09/15/nobel_letter.pdf; Biology by Neil A. Campbell, Jane B. Reese. & Lawrence G. Mitchell (5th ed., Addison Wesley Longman, 1999), pgs. 412-413; Edward O. Wilson, “Intelligent Evolution: The consequences of Charles Darwin’s ‘one long argument’,” Harvard Magazine (November-December, 2005); Francisco J. Ayala, “Darwin’s greatest discovery: Design without designer,”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USA, Vol. 104:8567�“8573 (May 15, 2007).

[4.] Stephen C. Meyer. Marcus Ross, Paul Nelson, Paul Chien, “The Cambrian Explosion: Biology’s Big Bang,” in Darwinism, Design, and Public Education, pg. 386, John A. Campbell and Stephen C. Meyer eds. (East Lansing: Michigan State University Press, 2003).

[5.] Ibid.

[6.] Ibid.

[7.] Stephen Jay Gould “Is a New and General Theory of Evolution Emerging?,” Paleobiology, Vol. 6(1): 119-130 (1980).

[8.] Stephen Jay Gould “Evolution’s erratic pace,” Natural History, Vol. 86(5): 12-16, (May, 1977) (emphasis added).

[9.] See, for example: Federal Rules Evidence 802(d)(2).

[10.] Stephen Jay Gould “Evolution as Fact and Theory,” from Discover Magazine (May, 1981), reprinted in Stephen Jay Gould, Hen’s Teeth and Horse’s Toes, pg. 260 (New York: W. W. Norton, 1994).

[11.] Stephen Jay Gould “The Return of Hopeful Monsters,” Natural History, Vol. 86: 22-24 (June-July, 1977).

[12.] Niles Eldredge Macroevolutionary Dynamics: Species, Niches, and Adaptive Peaks, pg. 22 (New York: McGraw-Hill Publishing Company, 1989).

[13.] Niles Eldredge, The Monkey Business: A Scientist Looks at Creationism, pg. 65-66 (New York: Washington Square Press, 1982).

[14.] As Gould Wrote: Under punctuated equilibrium “Speciation … is so rapid in geological translation (thousands of years at most compared with millions for the duration of most fossil species) that its results should generally lie on a bedding plane, not through the thick sedimentary sequence of a long hillslope.” Stephen Jay Gould “Is a new and general theory of evolution emerging?” Paleobiology, Vol 6(1):119-130 (1980).

[15.] R.S.K. Barnes, P. Calow & P.J.W. Olive, The Invertebrates: A New Synthesis, pgs 9-10 (3rd ed., Blackwell Sci. Publications, 2001).

[16.] Stephen C. Meyer. Marcus Ross, Paul Nelson, Paul Chien, “The Cambrian Explosion: Biology’s Big Bang,” in Darwinism, Design and Public Education, pg. 386, John A. Campbell and Stephen C. Meyer eds. (East Lansing: Michigan State University Press, 2003).

[17.] Ernst Mayr, What Evolution Is, pg. 189 (Basic Books, 2001).

[18.] C.P. Hickman, L.S. Roberts, and F.M. Hickman, Integrated Principles of Zoology, pg. 866 (Times Mirror/Moseby College Publishing, 1988, 8th ed).

[19.] Wolf-Ekkehard Lönnig “Dynamic genomes, morphological stasis, and the origin of irreducible complexity,” in Dynamical Genetics, pgs. 101-119 (Valerio Parisi, Valeria De Fonzo, and Filippo Aluffi-Pentini eds., 2004).

你可以留言 或者通過引用本文到你的站點上.

留個言吧(*^__^*) ……